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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容量是指全球或者是某一地区的资源能够供养的人数是多少,人口容量问题日益严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人口容量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人类对人口容量的关注与研究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对人口容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和青睐。
关键词: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适度人口
一、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在他的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注意到,在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中,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土壤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以及学术政治家们都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而非常奇怪的是,人口学家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对他说,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太复杂,至今在这一问题中所使用的标准都很主观,过去的种种努力都显得很愚蠢。另一位人口学家则认为,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至今还无法回答,但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最终会得到回答。而科恩自己认为答案现在不会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而对人类承载力的估计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在启发认识和指导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客观存在的,很有研究的必要。其主要论点是:(1)人类生存环境是有限的,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条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环境人口容量及其对人口增长和数量规模的限制作用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正是由于人口容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有一定差距,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改进,才值得我们去研究;(3)人口容量的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最大人口规模数值问题,人口容量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研究人口容量的过程中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协调发展关系,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居民安居乐业提供科学依据。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能过于片面和狭窄;(4)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人口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和识别危机区域;(5)研究人口容量可以了解各地区人口压力的真实情况,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为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政策和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人口容量的定义
关于人口容量的思想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使有限的土地负担一个大小适当的人口的思想,就是人口容量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但人口容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只是也只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的定义为: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简而言之,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6)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7)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也就不乏其意义。
三、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受人的行为影响小,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观性强,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凡是人口为主体,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按一般理解,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
四、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因子分析法。此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操作简单,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低、中、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的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进行综合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因而更接近实际,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五、对中国人口容量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口容量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是基于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现实。对人口已经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具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人口容量问题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并为中国人口容量研究填补了空白。
应该看到,由于人口容量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同,在人口容量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歧义。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最大和最优人口数量虽然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但如何从现实人口出发,找到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寻求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人口容量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综合的大背景下,这样就可以走出人口数量的狭窄圈子,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研究:(1)关于人口容量的内涵与外延应作进一步探讨,以求得共识;(2)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应加以规范和确定;(3)要开展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人口容量研究,尤其是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
六、总结
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问题是在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探索中十分敏感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将影响到对人口态势的认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确定、对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努力。回顾与总结中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将使我们对人口容量研究的现状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而且对增强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实践,都会有所帮助。
. 【摘要】以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对影响人口容量的七大因素: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做出相关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将GDP、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视为承载中国人口的基础,对中国2020年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通过分析,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应为12.62亿人。
【关键词】适度人口;最大人口容量;中国
1.引言
“一票难求”、“用工荒”以及“房价”等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媒体以及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都与中国人口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约为13.39亿人,比2000年增加7390万人[1]。从经济、资源和环境三方面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是否处于可持续范围内?具体说来,到2020年中国最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少?本文将尝试着从较为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2.文献综述
人口容量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2]。通常认为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本文所研究的最大人口容量是指从以上七个方面综合考虑,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数量,而且该人口容量是指常住人口,即所能承受的最大常住人口数量。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
国外学者从静态、动态以及适度人口增长率等方面提出了人口规模、福利适度人口、适度增长、适度调控以及相关的人口零增长等测算适度人口的理论模型[3]。
国内学者在测算适度人口时,综合考虑各个约束条件的主要具体研究方法有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P-R-E模型法和P-S可能满意度法。其中以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杨莉、冯九璋、马士香、徐路(2006)从建设用地、可供水量、GDP总量和就业人数四个方面对哈尔滨市2010年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4]。王爱民和尹向东(2006)对经济、资源、生态和空间四个子目标约束下的适度人口进行了评估[5]。潘竟虎、黄晓峰、魏延强和王芳(2008)从用地空间、可供水量、绿地指标、GDP和生态足迹五个方面对兰州市中心城区的适度人口与最大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6]。彭理达、王少平和杨海真(2008)基于就业岗位、绿地面积和水面积提出了计算城市适度人口的方法[7]。曾维华和杨月梅(2008)采用不确定型多目标优化方法,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承载力优化模型,对北京市通州区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8]。王宇和高向东(2009)从劳动力需求、资源环境和公共功能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大连市2020年的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9]。利用P-R-E模型进行研究的有:林国钧、田�和杨菊(2005)那个P-R-E模型,通过建立二元回归模型测算了贵阳市的适度人口[10]。刘雅轩、张小雷和雷军(2007)基于P-R-E模型对新疆的适度人口进行了实证研究[11]。崔新峰和杨莲(2010)运用P-R-E模型对贵州省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测算[12]。使用P-S可能满意度法的主要有:陈家华、文宇翔和李大鹏(2002)利用EOP-MM和P-S良好总模型估算了上海浦东新区未来可能的适度人口规模[13]。吴喜平、米红和韩娟(2006)利用P-S法建立了一个集经济、社会生活、人口密度和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指标体系,对厦门市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测算[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皆对适度人口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并利用一定区域内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只是针对某一省或市或是更小范围内的区域,而对中国总体的适度人口规模及最大人口容量的探索则较少。此外,基于考虑的约束条件为多个,最终应以哪一个因素或者如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对适度人口测算进行的处理主要采取的是主观评分,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再有大部分研究都注重于对适度人口的测算,而对测算最大人口容量则稍欠关注。本文则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十二五”规划甚至更远的发展目标,提出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测算方法并对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估计,以此提出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一些思考。
3.分析方法及假设条件
前述提到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以下七个方面: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本文也从这七个方面出发,尝试着提出一个测算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思路。
第一,地域的开放程度。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事务并融入经济全球化,因此,在分析中国人口时,不能假设中国处于一个封闭式的环境中,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反,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层次的提升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开放程度有扩大的趋势。然而,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有多高,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资源与产业最终只能依靠本国,而非完全依赖进口。在本文研究中,假设中国的开放程度依然以现有速度扩大,水资源完全自给自足,不依赖国际贸易。
第二,时间规定性。由于人口数量受众多因素影响,因此在进行人口数量预测过程中,常常需要规定一定的时间范围,而且该时间范围不宜过长,时间跨度太长容易造成预测的准确率降低,从而导致预测无效。当前,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计划在2020年可以实现全面小康,因此,本文以2020年为限,以全面小康标准为基准,对中国2020年最大人口容量进行预测。
第三,生产力水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力也将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可以扩大人口容量。考虑到矿石资源虽不可再生却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找到替代资源,本文将不以其作为限制人口容量的瓶颈式约束。同时,随着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技术进步,可以大大提高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故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不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约束进行单独分析,而对其与资源结合形成的约束进行分析。
第四,生活水平。在一定的产出水平条件下,生活水平高则会减少人口容量。本文则以中国所提出的全面小康标准的生活水平为基础,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预测。
第五,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然而,从中长期看来,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大人口容量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文不对我国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给予重点研究。
第六,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前人已对人口容量做了许多的研究,其中数量较多的是适度人口容量,还有部分最大人口容量等,本文研究中国2020年最大的人口容量问题。
第七,承载人口的基础。通过回顾文献可以发现,前人一般认为承载人口的基础包括资源、环境和经济三大方面,但关于最终是以某一关键因素为基准还是综合考虑各个因素来确定适度人口容量,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应该以经济来衡量一定区域的适度人口,有人认为应以资源环境为约束条件,预测适度人口,也有人认为可以根据目标区域的特点确定该地区的瓶颈性因素,并以此为基准预测适度人口,还有人认为应该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和经济三大方面,最终或者对每一个因素约束条件赋予一定权重,或者取三者平均值来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本文也综合考虑资源、环境与经济三大方面,以此预测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
在上述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到2020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以及水资源总量的大致变动趋势可以较为准确的预测,同时考虑到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标准,本文选取三个数量指标:GDP、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作为衡量承载人口的基础。据此构建计算我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模型:
maxP
s.t.GDP/P ≥PGDP0 (1)
ACL/P ≥PACL0
TWRV/P ≥PTWRV0
其中P表示中国人口容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PGDP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要达到的标准,ACL表示中国耕地面积,PACL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至少要达到的标准,TWRV表示中国水资源总量,PTWRV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水资源总量至少要达到的标准。
4.数据分析
依照规划,中国“十二五”期间保持GDP增长率在7%左右,那么,本文在2010年GDP的基础上,假设在未来二十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7%,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应该比2000翻一番,达到人均GDP为3000美元,但由于预测这一期间汇率变动较为困难,而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856元,那么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应为15712(7856�2)元,本文则以人均GDP为15712元为基准。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由温家宝总理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计算而来。
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到2020年要确保耕地面积保有量在18.05亿亩及以上,依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相关计算,人均耕地面积至少为0.8亩,本文则假定中国2020年耕地面积为18.05亿亩,同时以人均耕地面积至少应为0.8亩为基准。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以及世界粮农组织报告
关于水资源总量,则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选取近十年的水资源总量数据,以此计算出水资源总量平均增长率,预测出2020年中国水资源总量。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人均水资源总量应该在1700立方米,于是本文以人均水资源总量至少为1700立方米为基准。具体相关数据如表3和表4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数据来源:根据表3数据计算而来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报告
5.结论
将表1、表2和表4中数据带入(1)式,计算得出:
maxP=12.62(亿人)
即要保证中国2020年人均GDP为2000年人均GDP的两倍,人均耕地面积至少0.8亩以及人均资源总量至少1700立方米,中国2020年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2.62亿人。
6.关于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一些思考
本文所预测的中国最大人口容量仅是在人均GDP、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总量的约束下的最大容量,并未考虑分配方式与就业、耕地利用率以及水资源的利用率和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可以认为是较为客观的最大人口容量,而能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应当比12.62亿人更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贸易越来越普遍,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中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就业率和GDP总量,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环境造成了影响,也约束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距离2020年将近20年时间,要想将中国人口从13.39亿控制到12.62亿,需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解决。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促进中国实现全面小康:
第一,重视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科学技术与技术进步向生产应用领域推广,推动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合。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力度,确保高等教育毕业生具有随时适应各类工作的能力与素质,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规范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人群快速就业,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减少结构性失业,扩大人口容量。
第二,关注弱势群体,本文研究皆以人均指标为基准,而现实生活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常有发生,应当在经济总量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分配的公平性,从根本上杜绝投机性商业行为,保证社会和谐。
第三,加大政策推行的宣传力度,让人们真正理解“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家电下乡”等的基本初衷,并严格实施,防止部分人从中谋取私利,促进分配公平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扩大中国实际人口容量。
第四,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保证农用化肥及各类种子的质量,避免减少为数不多的耕地面积的生产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科学合理地提高耕地利用率,确保中国粮食的可持续生产,以供养较多的人口。
第五,加强水资源节约与减少水污染的宣传教育力度,从根本上促进水资源的合理科学使用,鼓励开发节水技术并加快推广实施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干旱地区水资源问题,扩大中国最大人口容量。
此外,本文仅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数量方面的研究,关于人口的结构与质量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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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喜平,米红,韩娟.厦门市适度人口容量的测算[J].发展研究,2006(10):52-56.
摘要:今后的城市发展将更关注城市环境的改善,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将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主要内容。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等因素,采用多因子的资源综合平衡法,对限制人类活动的环境资源进行分析,并得出南京城市的综合人口容量,为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人口规模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资源与环境;人口容量;南京市
1引言
合理预测城市人口规模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证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发挥有效调控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深入人心的当今社会,未来的城市发展将不再以牺牲环境、牺牲秩序为代价进行盲目扩展,城市的发展规模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也就是人口的合理容量问题。城市发展的本质将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城市发展重心将更多地关注结构优化和生态改善,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
本文试图从创导城市良好环境的角度进行城市人口容量的研究,分析不同资源与环境要素对人口造成的限制和影响,从而为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适宜人口规模的预测提供科学合理的研究依据。
2 人口容量及其研究方法
人口容量又称人口承载力或人口承载量。从生态角度出发,人口容量的基本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的人类生态系统(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从资源载体角度出发,资源人口承载力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和一定生活水平下资源所承载的人口限度”。城市人口容量指在特定时期内城市这一特定的空间区域所能相对持续容纳的具有一定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水平及具有一定活动强度的城市人口数量。
国内人口容量的研究,多从某一主要影响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进行定量为主的探讨。如李王鸣从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等方面对杭州市良好环境理念下的城市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1];李侃桢通过用地分析对南京主城人口合理容量进行了研究[2];曾勇通过不同类型区建设用地总有效供给量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值之比,求算上海浦东新区不同类型区适度人口规模[3]。
纵观国内外人口容量的量化方法,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方法可循,但是归纳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以资源为载体的资源平衡分析法,包括单因子平衡分析法和土地资源分析法等;综合社会、资源和经济各项指标的数学规划法,包括有线性规划法和目标规划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本文采用多因子的资源综合平衡法,即以资源为载体、以资源人均需求量为标准,利用多个因子进行平衡分析。该方法依照人口容量是资源最大承载能力的理解,根据某一资源或环境容量的承载力,按人均需求估算人口容量。
3基于资源与环境因素的南京市人口容量分析
3.1 影响南京市人口容量的资源与环境因素筛选及其测算方法
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前者主要有用地空间、水资源、生态环境等,是人口容量的主要限制因素,可称之为刚性影响因子;后者诸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等,对人口容量的影响富有弹性,可称之为柔性影响因子。本文从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来说,必须将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既要考虑对维持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条件,又要考虑环境因素。资源条件通常指土地资源条件、水资源条件等,常见的环境容量分析涉及的内容有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等。
结合南京城市资源与环境状况,同时指标的选取体现针对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原则,南京城市人口容量的资源与环境因素主要考虑土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等方面。基于南京市所处的地区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不够成对人口容量的短板限制因素,因此不考虑水资源供给因素的影响。
3.2 土地资源因素
3.2.1 可用作建设用地的人口容量
从适合城市发展建设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土地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目前不可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水域、滩涂等;第二类是禁止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耕地保护土地和生态敏感保护区;第三类是可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已用的和未用的建设用地。
依据相关规划计算出可用作建设用地的面积,同时依据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国内标准(120 m2 /人),得出南京市域的远景极限人口规模约1270万人。
3.2.2 生态用地的人口容量
通过碳氧平衡法研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消耗和补给关系,根据生态用地制氧能力与城市氧消耗量的对比,计算城市生态用地定额。
统计林地、耕地、园地、牧草地等生态用地面积,根据换算系数换算为等效森林面积,作为供氧面积;同时,为保证陆地植物大气碳氧平衡贡献率,耗氧面积与供氧面积之比应不高于60%;即耗氧面积A最高为供氧面积*60%。
其中各个类型对等效森林面积的换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1各个类型对等效森林面积的换算系数
根据呼吸过程CO2-O2平衡计算,同时考虑工业耗氧量以及其它动植物的需要,在不考虑大气环流的情况下,为保持碳氧平衡,现代城市每人必须拥有200平方米的绿色空间。
依据南京市域的等效森林面积,以及现代城市人均绿色空间标准,得到生态用地最高可容纳的远景人口数量约1500万人。
3.3 水环境容量因素分析
3.3.1 水环境容量计算
水环境容量是指在水体功能目标约束下,某一特定的水体控制单元所能容纳的某一污染物的限值。这里主要采用水环境中COD排放量,计算水环境容量对人口的制约限度。南京市的水环境容量采用南京市域主要地表水体的COD排放量计算。
依据相关计算和《江苏省水环境容量核定研究报告书》(2004)的研究成果,得出南京市地表水水环境容量(COD)约为215766.2吨/年。
3.3.2 基于水环境容量的人口容量计算
按我国发达地区水平,人均COD排放量标准为12.3(kg/人·年),得出南京市基于水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为1754万人。
3.4 大气环境容量因素分析
3.4.1 大气环境容量
应用《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中推荐的A—P值法中的A法计算市域范围的理想大气环境容量如下所示。
表2南京市大气环境容量(万吨/年)
3.4.2 基于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计算
采用SO2、NO2、PM10的人均排放标准分别为24.7kg/人·年,23.3kg/人·年,9.0 kg/人·年,来计算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
表3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
对以上结果取平均值,得到远景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为870万人。
3.5 综合人口容量
以上分别从土地的可建设用地资源、生态用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四个要素对南京远景的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得出远景单一限制因素下的人口承载力如下表所示。
表4多因素人口容量汇总
对表4的数据分析,大气环境容量成为制约南京人口的短板因素,其确定的人口承载力成为制约城市人口发展的极限值。因此,得到远景南京市综合人口承载力约为870万人。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人口容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城市资源与环境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并应用资源平衡分析法对资源与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进行了计算。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南京城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而且随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户籍准入门槛逐渐降低,暂住人口转为定居人口的比例将逐渐提高,对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在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城镇建设环境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潜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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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侃桢等.南京主城人口合理容量研究[J].城市规划,2OO3,27(5)
[3] 曾勇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利用与适度人口规模研究[J].人文地理,2OO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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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制度,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论文:
浅谈和谐社会视角下调解制度的建设
浅谈和谐社会视角下调解制度的建设调解制度是一项有着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目前存在三大调解制度即:人民调解制度、司法调解制度和行政调解制度。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和谐社会视角下调解制度的建设。
所谓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纠纷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通过说理、疏导等方式帮助当事人就纠纷的解决达成协议的一种活动。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在如何化解新时期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的需求,面临空前压力。因此,如何改革和创新人民调解制度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司法调解也称民事讼诉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形式。它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在当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司法调解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调解指的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一种经常性活动方式,属行政机关的非职权性活动,是非权力性质的调解,其效力依赖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即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反悔。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商标法》等行政法律规范中规定了行政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制度,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加块的情形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人民调解制度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因为人民调解员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对于民间纠纷的苗头可以及时发现,有效控制防止矛盾的激化,同时相对于其他调解和诉讼制度,人民调解程序简便,及时陕捷,自愿无偿,成本低廉。通过调解不仅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能对当事人起到法制和道德教育作用,使群众、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团结与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益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现。同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近些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商事纠纷。对于大多数民商事案件是可以通过调解达到解决的。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法院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还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当事人处理矛盾和纠纷的成本,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司法调解可以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率,在更大范围和更大领域内促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公平与正义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通过司法调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更能体现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近几年由于社会转型加剧,有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致使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这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也加剧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些群体性事件是由一些小矛盾和小纠纷引发的,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出面进行调解,不仅能促进群众对政府的认同,增强政府的亲和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而且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政府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是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的,没有公权力的行使和命令,而政府中间人的身份与普通中间人的身份又有所差异。因为政府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般来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还是比较信赖的。这样,政府不仅实现了维稳的目的,同时也进行有效的转型——从管理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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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乃是道德本性,作为实践的先天根据来讲的,也就是为内在固有的,将这种本心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恻隐之心“显”出来的,其心即是此本心之流行。而不表现此心,即“隐”此恻隐之心者,则是私欲之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迷茫的混沌状态。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孟子的恻隐之心看当代社会精神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小悦悦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舆情一片哗然。路人与肇事司机的冷漠无情引发了公众的再次检反思。我们可以将该事件视为道德滑坡与沦丧,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存在的精神危机。本文从哲学角度来反观此社会热点问题,从孟子的恻隐之心来反观当代社会所存在的良知缺失。
关键词:社会转型; 恻隐之心;良知 ; 道德 ; 救赎
论文正文:
浅谈从孟子的恻隐之心看当代社会精神危机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 ,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其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
整个事件就像当初的“犀利哥”事件一样,通过现在媒体的广泛传播作用,又一次的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却是更深层的问题,而往往现象背后的事实本身,却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恻隐之心作为人生而有的善端,实质上是我们内心道德的体现。
纵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一个弱小生命被蹂躏,那些“路人”采取的都是各种不同的态度,而在整个事件被曝光之后,在场路过的人又出来面对镜头忏悔道歉,可以想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每个过路人的内心活动应该是怎样的,而这样对生命如此的漠视,又该如何来救赎?
整个事件中,司机的道德沦丧以及路人的漠视,透视出的是巨大的社会不信任感,其实在这些“路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初衷是想去救人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造成人这种最先在的恻隐之心泯灭的罪魁祸首,媒体是难逃其责的,现在社会媒体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原本职责,即将人民最根本的社会事实反映出来,代表的应该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需要改善或者最真实的状况,而现在的媒体由于利益熏心,一味的追求娱乐效果,一味的追求新闻价值,而忽略了人性的东西;
“犀利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媒体的报道,使得原本逍遥自在的犀利哥一下子成为公众的焦点,同时让他连原本安身的场所都失去了,因为媒体的报道,使得更多人对他进行关注,一时间跟他合照的,对他采取帮助的,一下子搅乱了他原本的生活,使得他开始退缩,甚至害怕,恐惧,当然不能忽视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也使得政府对此事件进行关注,从而使得他获得帮助,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中。而在“小悦悦”事件中,为什么那些“路人”最终没有选择伸出援助之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害怕,担心。因为媒体对一些现象的大肆报道,使得人们内心树立一种“救人就会被讹钱”的错误观念,致使最终大家都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致使惨剧的发生。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带来的后果就是畸形扭曲了人的恻隐之心,切断了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成了首位,而社会公共道德的沦丧、责任感的分散,都造成了此次惨剧的发生,每个人都本能的在等待他人来救援,这种“围观反应”是一种畸形的责任泛化反应,认为别人一定会去救援,而自己没必要去做。从这点可以看出,如果是一个人单独出现在当下,实施救援的几率会比几个人一起在场要高的多。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打,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德性上来说,人皆有此心。对恻隐之心的有无问题已经无可争论,人,至于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就肯定是有恻隐之心的,但是恻隐之心存在一个“隐显”的问题,有隐显,就是表现不表现的问题,表现则显,不表现则隐,隐不代表无。而对于恻隐之心的表现与不表现,是靠经验教育的引发,而外在的经验条件,就来自于我们所生活的外在社会环境。
恻隐之心乃是道德本性,作为实践的先天根据来讲的,也就是为内在固有的,将这种本心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恻隐之心“显”出来的,其心即是此本心之流行。而不表现此心,即“隐”此恻隐之心者,则是私欲之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迷茫的混沌状态。
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不是任何人创造的,是定然无疑的。人的良知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意义。
在孟子那里,是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分裂开来的,前者为养小体,后则为养大体。他的“性善论”也是由大体的“心之官则思”出发的。在孟子看来,仁、义、理、智四端,有能存之者,有不能存之者,存之者则为人,不能存之者则为禽兽。而人若能扩充此四端,即可以尽其性。因此,孟子所主张的是人性中存有良知良能,亲亲敬长即此良知良能在仁义上的表现,而孟子的这种“性善论”是与他的天道论相关的,由于人性直接与天合一,那就不但促使客观的世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且使得存在的万物也皆备于我了。其“性善论”则是以“耳目之官不思”为恶的根源,以“心之官则思”为存义养心的先天根据,孟子的恻隐之心学说为其仁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孟子则以恻隐之心为起始点对伦理道德领域的“仁德”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仁政”予以探讨,分别论述了二者的内涵、实质及“由己推人”的实现方式。
道德的问题,必须从道德本身入手。现在社会当要不要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都成为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时,透视出整个社会的道德精神的缺失,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危机的警示。越来越繁荣的物质生活让人们渐渐迷失在物欲横流之中,忽视了内心的呼唤,淡忘了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需要我们去完善,在残酷的饿现状面前,我们必须主动面对道德问题滑坡的现状,必须从道德根本入手来解决道德问题。
跳出“小悦悦”事件,当今中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儿童牛奶奶粉安全问题,以及最近爆出的“毒胶囊”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让老百姓放心的东西?如今,连吃进肚中的食物都不能保证其安全卫生的来源,衣食住行为人之生存之本,而民又以食为先,食物的安全隐患,让人们不得不审视这个社会,现在有不少黑心商贩为了谋取商业暴利,根本置人民安全不顾,肆意的在食物中增加添加剂,甚至化学工业用品。我们盖的被子,也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存在黑心棉花,而你生病吃下的胶囊,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昨天你刚刚丢进垃圾桶的那双破皮鞋。
种种安全问题,不得不引起当今人们的反思,到底是什么蒙蔽了我们原本善良的心灵,是来自外界的物欲诱惑,还是来自内心的刻意回避。生存在今天的我们,不得不为这个问题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丢失了什么,是不是丢失了我们最宝贵的那一份心灵的洁净。人类的心灵可以说是互相反映的镜子,这不但是因为心灵是可以互相反映它们的情绪,而且情感和意见这些也都是可以相互反射的。财富对于人来说,是可以使人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而人们对于财富的也本能的具有着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既是财富的本质,所以它必定会成为由财富所发生的一切情感的最初来源。自然所给予身体的是一些欲望和倾向,并依照身体自身的需要或者情感情况增加或减少,而自然对心灵也同样是给予了这样的情感活动。
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已经被很多外在的物质以及其他东西所蒙蔽。处在当今物质如此繁荣的社会,我们应该整理自己的精神,社会转型太快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在心灵这一方面的代价就是道德的缺失,这就犹如一根刺,扎入到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在睡前,应该摘下自己的面具,面对真实的自己,反省自己今天都做了什么。这个社会缺乏的是对自己的反省,缺乏的是对真实自己的面对,而恻隐之心,道德本心,恰恰存在于那个真实自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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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析儒家伦理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论文正文:
浅析儒家伦理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可以看出,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与人格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它通过提高个人自身的道德与人格修养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孔子曾这样总结自己仁德修养的发展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夭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还特别强调“自省”对修身养性的重要意义。《论语·学而》中记载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里仁》里也强调“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而,孔子所阐述的身心修养方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仁由己”、“修己安人”则是他所倡导的修养方法的基本原则。孟子也同样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夭下平。‑荀子则提出在礼的制约下“治气养心”,他提出达到善的方法有:“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胆猛庆,则辅之以道顺”、“狭隘蝙小,则廓之以广大”、“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这种治气养心术也是一种体现内心和谐的修养方式。通过治气养心,实现善的目的,使主观同客观要求相和谐。而《大学》中则有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强调了修身、正心在人的修养中的辩证关系。因而,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人的身心发展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强调它能够使人产生崇高的神圣感,内心产生和谐的体验,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知、情、意、行的和谐,从而达到道德客观要求同主观修养、主观追求的和谐和统一。
以“修身养心”为道德准则的儒家身心和谐思想对现代人的心志调节、培育社会主体理想人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过度膨胀,利益原则逐渐成为主导,人们无顾忌地索求,失去了修己与内省的精神,导致个人欲望膨胀,人格异化,心理失衡。因而,超越自我的束缚,正确处理义与利、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培养现代人的高尚人格,提高精神修养,是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现代人的必然要求。儒家伦理思想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强调通过“修己”、“内省”而化除私欲,以义利统一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以道德自律作为修身的基本途径,使人生脱离物欲满足的低级趣味而进入理想人格追求。修身克己,实现道德自律和内在超越,从而达到身正心和。很显然,儒家伦理思想这种通过道德修养实现人身心和谐的追求是与和谐社会对人的素质期待、要求相一致的。这对于当代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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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指乡下,不同于城市、城镇而从事农业的农民聚居地。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 相对于城市的称谓,指农业区,有集镇、村落,以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包括各种农场(包括畜牧和水产养殖场)、林场(林业生产区)、园艺和蔬菜生产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开拓当代农村研究的新境界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开拓当代农村研究的新境界全文如下:
论文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形成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毛泽东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毛泽东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早在1925年底,毛泽东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1927年1月,毛泽东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毛泽东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1927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7年11月和1928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宁冈和永新进行过农村调查,但是这两个县的调查材料在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损失掉了。而1927年1月湖南五县的调查材料也由于杨开慧的牺牲而损失了。1930年5月,毛泽东说:失掉这些调查材料,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两份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30年代前期,毛泽东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农村调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所写的《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所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为重要。
第一,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
1926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把农村社会分级划分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无业游民、雇农七种,并且具体指出,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 445%,富农占4%,中农占18. 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 3%。
如果对照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例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寻乌调查》所说的农村地主富农占人口的7. 445%,应该是比较符合社会实际的。它的缺点是关于地主富农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说的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农分子和全部地主富农家庭人口两种解释。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决,当时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8% ,总人口10%,改变了1947年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初阶段所规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估计。此外,毛泽东自己说过,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原有土地关系上,没有分别了解富农、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状况,是《寻乌调查》的“大缺点”。尽管如此,《寻乌调查》所分析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7. 445%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毛泽东形成了关于极端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学认识。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写成《寻乌调查》的同时,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著名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运用,成为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第三,经过社会调查的实际锻炼,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张闻天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张闻天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张闻天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5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工作报告、报刊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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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是指吸毒人员戒除吸食、注射毒品的恶习及毒瘾。对吸毒者进行戒毒治疗,一般应包括三个阶段:脱毒——康复——重新步入社会的辅导。现在一般采用自然戒断法、药物及非药物戒断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戒毒教育模式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戒毒教育模式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新时期的戒毒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在教育实践中需要更新观念,理清戒毒教育的思路;建立以提高戒毒人员综合素质为目的的“大文化”教育机制;构建戒毒人员的社会化帮教网络,提高再社会化能力;加强“心瘾”戒断科学研究,降低复吸率;加强专职化戒毒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业务素质;完善戒毒效果的评价体系;进行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并进一步拓宽经费渠道,改善戒毒条件等。
关键词:戒毒教育;心瘾;复吸。
据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2000年公布的数字,世界上吸毒人员超过5000 万人。每年有几十万瘾君子因吸毒丧命,1000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力。我国的禁毒形势同样严峻,据统计,2010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33.5万人,未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可能远远多于这个数字。毒品泛滥不仅给吸毒者本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导致性病、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疾病的传播,更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并诱发一系列的社会犯罪和治安问题。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戒毒教育尚存很多不足:从戒毒理念上来看,对吸毒人员的道德批判,甚至将吸毒当做是犯罪行为的认识需要纠正。重管理,轻教育,重约束,轻疏导的做法也应该在心瘾研究的基础上得以改进。戒毒教育缺乏开放性,不能将戒毒当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而导致戒毒方法片面单一。戒毒效果评估方法缺乏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专业培训的缺失和经费保障的不足,导致戒毒者的职业生存技能不能有效建立,戒毒人员回归和融入社会的现状不尽如人意。
1.更新观念,理清戒毒教育的思路。
加强预防教育工作,将戒毒管理由从事后管理向事前管理转变是戒毒教育的关键。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禁毒工作中,我们现在主要强调如何有效打击毒品生产和运输,如何强制吸毒者戒掉毒瘾等方面,这些做法其实都停留在事后管理环节,没有做到事后管理和事前防范的有机结合。因此,使禁毒和防毒的意识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建立起来,并构建起全社会积极参与的禁毒和防毒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堵毒源,截毒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毒品过街,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要求做好戒毒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加强对社区的综合治理。
从对待戒毒者的态度上来看,以往在对戒毒人员的管理中,更多地强调了他们的责任、义务以及法规、纪律等,而忽视他们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以人为本的理念应当在戒毒教育中得到贯彻落实。要使戒毒教育取得实效,我们还必须考虑不同戒毒群体的特殊情况,提高戒毒教育的针对性。如残疾人、未成年人、女性群体。充分理解他们的特殊心理状态,认识到他们在戒毒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特殊困难,从而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和手段。
2.建立以提高戒毒人员综合素质为目的的“大文化”教育机制。
(1)法制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法制和道德教育要求使戒毒人员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明事理,知荣辱,完成从法盲到合格公民角色的转换,从伦理沦丧到模范公民的转换。通过对强戒人员进行《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文化教育,突出对人的生存价值、理想追求、健全人格和情操陶冶的关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做人的美德,对提高戒毒者的修养,进行社会道德的重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强制戒毒机构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2)学会学习教育和人文关怀教育。
强制戒毒人员由于长久与社会隔离,加之吸毒造成的与社会互动方式的异常,使他们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技能只靠戒毒机构内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学会学习就显得尤其重要。初步戒毒进入社会后,戒毒者会面临很多歧视,绝大多数人了解到其吸毒经历后,都会对戒毒者敬而远之,这往往成为复吸的重要诱因。我们应认识到戒毒人员虽然是违法者,但又是社会的弱势人群,也需要强烈的人文关怀。
(3)职业技能教育。戒毒康复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为戒毒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生产劳动条件。把劳动教育与社区就业联系起来,帮助戒毒人员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在当地社区能够用得上、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社会需求较大的劳动技能。戒毒机构在培训中要与当地的一些用人机构紧密结合,争取将用人机构的部分生产工序转移到戒毒机构内进行,这样戒毒人员在强制戒毒期间习得的技能,一进入社会,立即便可以用到工作岗位上。
(4)心理健康教育。应当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为戒毒人员设立心理档案,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常规教学计划。针对因出现突发事件、环境适应不良、家庭婚姻危机等情形而产生心理危机的戒毒人员,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戒毒机构还应该与高校专业人员和社会相关机构合作,开展戒毒人员心理教育问题的专项研究。
3.构建社会化帮教网络,提高再社会化能力。
帮助戒毒学员重新融入主流社会是戒毒工作的最终目的,不注重社会环境的塑造而仅仅强调戒毒学员意志力的戒毒思路是存在着一定问题的。职业、家庭、人际等方面的问题等都需要戒毒学员重新适应,这需要社会提供应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否则戒毒者在回归社会后戒毒状态不可能持久,因此社会功能的恢复也是戒毒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着复吸率的高低。政府、街道社区、社区民警、戒毒机构、志愿者等应该实现工作的无缝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多层次、全方位地把社会帮教工作落到实处,使戒毒教育不至出现空白区以延续强制戒毒效果。
4.加强“心瘾”戒断科学研究,降低复吸率。
要促使强戒人员完全戒毒必须戒除其“心瘾”,也就必须要紧紧抓住心理康复这个中心,不断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必须将心瘾研究纳入心理学分析个体心理的框架中进行。根据相关研究,“心瘾”包含诸多的认知成分,如心瘾的知觉属性、注意属性、记忆属性以及思维属性等,行为上的习惯属性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细致认识“心瘾”的这些认知和行为属性并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是解决心瘾问题的关键。
5.加强专职化戒毒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业务素质。
要加强专职工作人员,如公安司法干警、社区帮教人员、志愿者队伍的专业培训,提高教育人员的职业素养,首要任务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同时工作人员也应该在观念上树立一种专家意识,致力于了解戒毒者的心理特点,系统掌握影响戒毒效果的各种因素,掌握各种对戒毒者进行干预的技能。培训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法律知识的培训以及教学技能的培训等。
6.完善戒毒教育效果评估体系。
完善戒毒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应以回归主流社会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切实发挥评估体系对教育过程的引导作用和促进作用。戒毒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应从生理评估、心理评估、行为评估、社会功能的评估等方面入手,注重评估的可操作性,注重全面评估的同时突出重点。
7.疾病防控健康教育。
大部分吸毒人员由于毒品的摧残,加之对身体的自暴自弃,都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疾病,对戒毒者中的“HIV感染者”,戒毒机构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上报,让他们充分享受国家在疾病治疗上的优惠政策。在戒毒人员中要积极开展疾病防控教育,让每个强戒人员都能掌握基本的疾病预防知识,以及一些简单的疾病治疗和保养方法。除此之外,戒毒机构还应该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从最简单的跳绳等活动开始,逐步加大运动量,增强戒毒人员的体质和抵御疾病的能力。
8.进一步拓宽经费渠道,改善戒毒条件。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专项经费基点低,满足不了戒毒工作需要,有些甚至发生正常拨付困难。我们应该在保证原有拨款渠道畅通的前提下,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并积极寻求其他途径的经费来源,例如企业赞助、基金组织、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资助、政策许可下的创收项目等,增强戒毒教育的资金来源和活力。
[1]王璐。 关于降低戒毒复吸率的几点思考[J].当今中国论坛,2013(4):118-119.
[2]杜新忠。对我国现行戒毒模式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5,14(5):392-398.
[3]闫伟刚,王晓木。对我国现行戒毒模式的评析及未来改革方向的思考[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4,13(4):312-314.
[4]王竞可。析英国社区戒毒模式,探我国禁吸戒毒新路[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5(3):32-35.
[5]房红。云南“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探索[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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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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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或者说;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总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视阈下阐述了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和谐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内在联系,农村体育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促进村民健康方式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积极开展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培训和进修,建立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合理的管理机构和体系,还有利于提高农村体育人口,有效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发展及经济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和谐社会 农村体育人力资源 开发
我国大约有8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及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所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全民健身运动”和“提高体育人口”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力”是一个人体力与智力的总和。社会学家将人力资源概述为: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能力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1]。体育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高超的体育运动技能,获得过突出运动成绩,具有体育研究能力,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的总称[2]。杨洪辉在《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就是指符合体育人力资源内涵及特征的农村人口,即自身拥有人力资本,能够为自己支配且能够服务于体育发展,为体育进步及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或贡献一定价值的农村人口 [3]。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的通知中也指出: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要加大对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建设好群众健身场地,方便群众就近参加体育活动。推进农村各类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站(点)的建设,培养和建立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的农村体育骨干队伍,发挥其对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组织、带动和指导作用。
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组织开展体育下乡活动,坚持与生产劳动和文化活动相结合,组织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农民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体育健身和竞赛活动,并形成制度。做到组织到位、骨干到位、活动到位,引导更多的农民群众投身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切实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所以,农村体育人力资源有效促进村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增加农村体育人口,从而有效推进体育的社会化。
结合《农村体育健身工程》的主导思想,开展具有广泛的群众及社会基础的农民体育项目,比如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根据乡俗部分乡镇有举行舞龙舞狮及旱船的比赛活动,为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村委会部分领导在农村时间就会带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训练,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增强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同时也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和集体精神。在这一活动的带领下,围绕着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以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方式对农民的行为和生活发挥着距大的作用,更是促使了部分群众在闲暇时间参与体育健身的意识,增强了对体育健身功能的了解和认识,有效的促进了人们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余暇时间也相对增多,又结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普及和建造,农民健身的条件大大提高,但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对科学健身和合理运用器材有点迷惑,所以,开发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和培养农村社会体育健身指导员很有必要。在农村体育健身指导员的科学指导和农村体育组织或体育社团的带领下,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积极有效开展,不仅提高的农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农民智力水平的发展,更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文明行为的产生。而农村精神文明是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养成积极向上、科学文明的体育生活方式是乡村文明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业余时间如果利用不好,比如打麻将甚至用赌博等不文明的生活方式进行时间消磨,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家庭的不和谐,也会对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在国家和社会对“三农”重视的前提下,尤其增加对农民体育人才的培养的基础上,对体育健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下,大大促进了农民体育活动的发展。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农民在余暇时间多为“打篮球”、“散步”、“武术”等体育活动,大大减少了农民“打麻将”“ 赌博”等不良习惯,有力促进村民的精神文明行为,排解社会不良习性,提升社会良好风气,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农村体育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健身性和娱乐性,它不同于现代竞技比赛,注重的是比赛的过程而不是比赛的结果,农村体育比赛或集体活动多是为了欢聚或庆祝丰收或祭天等而举行的活动,但这个活动不仅大大促进了人与人的交际,而且促进了人与人的和谐。但对每次类似活动的组织或训练需要有经验的体育人来完成,所以,对体育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而农村社会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体育教育一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相对短缺,因此,农民的体育文化和对体育功能的认识相对较弱,故此,结合国家对农村体育的大力扶持,各乡镇政府组织对农村体育人才的培训和对农村体育组织的建立、运行就显得非常迫切,农民经过体育知识等系列的培训之后,不但增加了对体育健身的认识,提高了健身行为,也对乡村体育活动的组织有了积极的促进,而乡村体育活动使得村民在运动中进行积极交流、沟通,在活动中团结、互助,消除隔阂和误解,激发乡村活力。所以,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不但能增加村民彼此间的交往、改善邻里关系,还能促进村民相互团结和谐,增强活力凝聚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培养村民的归属感和对家乡及乡亲们的认同感。
另外,农民在接受体育教育和培训的剩余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可以增加对农村自然体育资源产品需求的同时扩大体育与文化产品的商品性需求,就能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通过扩大自然体育资源产品的生产实现增收。同时,农民收入增加后,增强了对体育与文化产品的购买力,一方面能促进体育产业发展,进而吸纳更多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体育与文化产品的发展会促进农民体育的生活化、社会化与产业化[1]。
农村体育人力源的开发对促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农村体育人才的培训,加大农村体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有效促进了村民体育锻炼,促进了村民邻里和谐,提高了村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拉动了农民的体育消费和当地体育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为全面实行全民健身和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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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个人的意识行为,靠集体建立起来的信仰难以长久,靠集体的信念建立起来的信仰会随着某个宗教、政党、组织的解体而烟消云散。信仰的内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天人合一信仰、上帝信仰、佛信仰、科学信仰、对权利、地位、金钱、声誉、美色等的痴迷和崇拜也是信仰,“及时行乐”、“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得过且过”等也是信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必要性全文如下:
【摘 要】当今社会的人们面临信仰缺失的严重危机。而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高度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和发展性,赢得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们最崇高、最理想的信仰。在追求马克思信仰的同时,首先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来抓,同时还要从法制规则出发,加强法制教育。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可以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母亲曾叹道:“奇怪,过去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但人却活得很精神;而今日子好过了,却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头。”因为生活在那样的年代,母亲读的书不多,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信仰。可是母亲的话却引起了我笔者的深思:这其实就是当代社会信仰缺失的例证。
信仰是人们对其认定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的始终不移的信赖和执著不渝的追求,并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因此,信仰是人们活动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信仰一旦丧失或存在危机,不仅会使个人的生存意义荡然无存,同时也会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到不知所措。近几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不断质问拷打着我们每一个人:毒奶粉,毒大米等食品安全问题;黑煤窑,黑心包工头对农民工的种种残酷的剥削;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却视而不见;老人孩子跌倒无人敢扶;官在其位不谋其政;富人为富不仁;社会诚信度愈发低下等等,可以想象,今天的社会,各行各业,很多人似乎都失去了信仰、道德、伦理底线,整天浑浑噩噩,过着茫然无措的生活。
寻找信仰,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作为科学,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信仰,它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自觉追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支柱和奋斗旗帜。经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信仰是迄今为止人类信仰史上最崇高的、最理想的信仰,因为它是科学的、革命的、实践的、发展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首先,它有科学的基础和来源。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19世纪上半叶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的思想精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主义;其次,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再次,它亲自参加工人运动,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实践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引领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邓小平同志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
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当务之急。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认真阅读马克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自发地树立起来的。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无所知的人,是不可能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朴素的感情,更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建立于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之上的理性把握。认识和理解是信仰的基础,这体现出人的认知需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为理论前提的,它要求人们所做的不是盲信盲从,而是理性地独立思考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使人的认知需要得到极大的发展。
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来抓。信仰是人类精神现象的核心,是指导一切精神活动的最高统帅。人类精神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与人们的信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精神领域的各种建设,首要的便是信仰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行动指南。
第三,从法制出发,加强马克思主义法治教育。俗话说的好“无规矩不成方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们总是需要共同体稳定、有序、和谐与繁荣地发展,以便自己在其中健康地成长。这就体现出人的法制需要。那么在这个共同体中就应当有共同的信仰来维护来支撑。而且共同的信仰能把人民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共同建设与发展我们的共同体。我国的信仰教育应该抓住人们这方面的需要,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法治教育。
信仰的生成是情感内化的结果, 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就是真理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以及实践的力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向21世纪,我们必将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引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让人们积极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积极地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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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是外来之物,从认识到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建国以来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之路是曲折的,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都出现了不同的特点,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种植环境密切相关,还和当时的哲学思潮、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并深受其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历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基础上是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分别为发展的初期、沉寂期、苏醒期以及繁荣期,通过对这一段时间西方音乐史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错误,完善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结构,为我们更好的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构建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 初期 沉寂期 苏醒期 繁荣期
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也被称为现代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由于政治、经济等历史原因,我们在建国以后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走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它的发展与当时所处的哲学思想的变迁,历史文化的介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对这段时间的分析有助于对以后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时候能够总结教训,建立完善的研究体系。我们对建国以后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历程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对历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纳,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总结经验,完善体系结构,对今后我们的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了一个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初期阶段是从1949年建国开始至1966年“”止
这段时期经历了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针和政策。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它极需要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革新和研究。而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谓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经历了17的时间,在这17年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历程也是非常曲折的。前7年即1949年至1956年,党的方针和政策基本上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特别是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安定了国内的政治,这一切好的外部环境都对我们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良好的保障。这在期间,我国创造了健康的学术氛围,建立了多所专业的音乐院校以及专业的音乐团体,如在1949年筹建中央音乐学院;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正式成立;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北京开始首演。
对于地方院校及乐团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如在1953年于沈阳建立东北音乐专科学院等等。专业院校和乐团的建立为培养大批专业的优秀人才做出了具有的贡献,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建国以来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另外,我国还外派的一批优秀的留学生,他们前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具有良好外交的国家进行音乐交流和学习,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1956年后期至1966年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反右”、“大跃进”以及“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后,人们的思想僵化,特别是发生于1963年的“德彪西风波”对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影响尤为巨大,让“德彪西和德彪西以后的欧洲音乐在中国的外国音乐研究中几乎成了禁区,这种不正常状况一直延续到“”结束。”这段时间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虽然还有一些人在坚持着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从建国后到“”前的这段时期,是我们新中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初期,也是对后来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积淀。无论是前期的积极的学习和发展,还是后期的停滞不前,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段时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
这期间经历了十年“”。我们可以从孙继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音乐大事记》中可以看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此后全国音乐院校陆续停课‘闹革命’,机关团体停止正常工作,音乐刊物停止出版。大批音乐工作者开始陷入灾难。”只是几句短短的介绍,就把当前的形势表述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对文化研究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这十年间,我国几乎没有写作过一本西方音乐史的书籍,甚至连译著或是译文都没有提到过,所以至今,我们在谈到这个时期的西方音乐发展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不提或是一笔带过的状态。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导致了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畸形,这也是在这种特殊形式下产生的特殊文化,我们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影响也是对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对西方音乐史研究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1976年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从这时开始,人们又开始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探索。音乐工作者也怀着热烈的情怀重新投入了对音乐进行研究的工作之中,这也包括了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在这个新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这也是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良好的文化氛围让我们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有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是对重要的音乐期刊恢复了发刊。让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们能把最新的研究情况通过期刊传递出来,还为我们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活跃了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氛围。其次,是恢复高考。恢复专业音乐院校的招生,这对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有着巨大的贡献,并让这些新生力量渐渐地成为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生力军,对西方音乐史学习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有了更好的研究和发展。最后是学术研讨会的广泛召开。这更是促进了对各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学术研讨开辟了新的天地。总体来说,这是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苏醒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已经逐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了明确的西方音乐专史的研究,为日后的音乐史研究铺上了重要的奠基石。
在这一时期,最大的理论焦点就在于“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为中心展开的讨论。“新潮音乐”是指采用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创作的现代新型音乐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是从音乐作曲技法开展的,还从更深层次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等视角来对“新潮音乐”展开讨论。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开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渐成为了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后,政治环境进一步得到了开放,经济也大幅度的提高,这为我们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启了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新篇章。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队伍已经壮大到专业的音乐院校教学人员、具有专业研究的研究生以及从事教育事业的高等师范院校的西方音乐史教师等等。这些研究人员都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培养出来的专门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人员,大批的新生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研究和传播的工作,从1990年至今,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其研究成果也是这几个时期以来最多的,论文、专著都具有专业的深度和广度,并开拓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其研究成果可以从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专业性的著作类成果。其次是由高等师范院校的关于西方音乐史教师为了教学需要而自行编写的具有实用性的西方音乐史教材,这一类的著作具有全面的,系统性的撰写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准确地掌握知识点和对史料性材料的认知。最后是关于对外国优秀的西方音乐史专著的翻译类成果,这是对以往音乐史的一种重大补充,丰富了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
总之,我们在总结和探讨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历程的探索,不仅能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音乐史进行总结,还可以从中吸取以往的错误和经验,并能够让我们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走的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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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5日至20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钢厂在庐山联合举办“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我的研究生导师董艾辉老师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现状分析研究的相关论文,对其论文的方向、观点进行一个总体介绍。通过对导师论文的研究和学习,深入了解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情况,进一步学习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以及对待社会主义的正确态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与感想。
“社会主义”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六十多年的建设、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不懈探索。但事实证明,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还是有教条、有误解、有空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要树立起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也是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破除人们头脑中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旧观念。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是从天地境界的高度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学说;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数学家解方程式一样,只有在它本身包含着解题的条件和因素时,才能作出答案。
(一)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主要是一种社会理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的。他不仅看到劳动积极的一面,还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即异化的、强制的一面,消极面是同社会的对抗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变成同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种绝对完美的社会,而只能尽量的努力趋近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只能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尽量的趋向于完美。实现这一理想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现在只不过是接近这一理想罢了。
(二)社会主义是一道方程式
马克思之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流派各种各样。在马克思看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数学家解方程式一样,只有在它本身包含着解题的条件和因素时,才能做出答案。如果已知条件不够,那么,这个方程式不能解。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充分地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的愿望和想象,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历史规律和现实趋势的洞察得出的,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和逻辑力量。这一理想的实现需要实践理性,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当社会主义尚缺乏变为现实的条件,尚缺乏实践经验的时候,热衷于设计未来社会的具体蓝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
(三)社会主义是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说,每人各有自己的世界,因而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我国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冯友兰先生把人的不同境界从大的方面归纳为4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是,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并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情,这种境界是圣人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把达到了这个境界的人叫“圣人”。也就是说,只有从天地境界的高度思考问题的人才能觉解社会主义的必须和必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理想的提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上有竞争,也涉及到儒家思想、封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既然几千年形成的,我们就不能期望一朝一夕就让它荡然无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借助于一种文化的力量。这个文化就是建构在相互理解和多元化选择基础上的一种忍让、一种宽容、一种理解、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一种精神境界的提高。
(四)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学说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他应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理论,而不是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进行发展和完善。如果不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为一种历史学说,而理解为一种治国安帮的学说,现成答案的汇编,那么,对马克思的以上观点是难以把握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是以封建社会为母体、以资本主义为外部条件而产生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封建主义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只有先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对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其有了比较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对进一步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
“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而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这种社会状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所追求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既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同时又扎根于当今中国国情的现实;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土壤里长出的理想之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
(二)“以民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对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就是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主体;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想。 (三)利益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追求和谐,而且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不同,提倡兼收并蓄,厚德载物,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如果一味追求同而不能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而且反而会使事物衰竭或毁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要整齐划一,而应关注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使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丰富的个性差异,从而更加文明,更为开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既包含各方面不同利益,又能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妥当,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又生动而有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和而不同、矛盾统一的社会。
(四)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主要体现,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影响着作为和谐社会主体的人的自身的和谐、影响着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平衡社会矛盾,保持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只有坚持和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也才真正能够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长期和谐。
纵观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要想社会主义继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继续发光发热,我们必须要对社会主义树立科学的态度。
(一)从历史前提和现实实践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
马克思曾一再向世人明确地宣告:“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表明,马克思贯彻的是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的实践原则,坚决反对并摈弃那种从理性抽象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做法。“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更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的愿望和想象,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历史规律和现实趋势的洞察得出的,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和逻辑力量。所以,从客观历史实际和现实实践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用全球化的思维方法来看待社会主义
全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全球化正在从实践领域向意识、精神领域扩散,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新背景。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也应该在适应社会与世界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丰富起来。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也必须考虑当今国际社会变化的基本特点和走势,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和潮流。全球化的思维方法来看待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来对待。因为全球化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化要求世界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和平代替战争,以合作代替掠夺,以共存代替你死我活。只有这样,才会有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才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
(三)以动态的实践性思维方式来看待社会主义
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符合规律的创造性的革命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用某种现成的观念模式“套”出来的结果。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研究的是以对资源和金钱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以智力和知识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现实结合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而决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理解,也不能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总之,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用静态的概念性思维方式来认识,而只能用动态的实践性思维才能科学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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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统计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是发展迅速的,也是有极大潜力的。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社会统计学的发展,阐述中国统计部门与研究人员曾为之付出的努力。其次,分析当下社会统计学的繁荣景象,分析其繁荣的背景、繁荣的根源和繁荣的表现。最后,分析社会统计工作的 关注点 ,希望对中国相关部门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社会统计学研究与实践迅速繁荣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社会统计学在研究社会形态,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对社会统计学学科发展的原因进行相关分析,对社会统计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未来的社会统计学的发展繁荣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社会统计学;发展;研究;问题;建议
社会统计学科研究的早期方向就是国家社会统计工作的具体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社会统计学研究发展最初的风向标。发展到今天,社会统计学的学术研究相对于实际的统计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超前,已能够进行社会统计工作的实际开展。因此,今后社会统计学发展的方向就是丰富相关研究,使实际的统计工作能够更加完善。
(一)统计部门做出的努力
国家统计局为了促进“社会统计学”的繁荣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具有很好的开创性,同时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1980年到1983年,第一套《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在统计部门的努力之下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期间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通过指标的制定,相关研究力量的组织,最终促成了学科的建立,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统计研究的基础理论工作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其次,1983年到1990年,统计部门对指标进行了相关的修订最终对资料做出了整理出版。这期间是社会统计学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阶段,发展的目标以出版相关资料和完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为主要任务。
再次,1990年到2010年,这期间的发展以统计部门对社会统计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为主要任务。1999年之前,社会统计学研究的立足点是以完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1999年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提出全国性的评价方案《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这标志着社会统计研究第三阶段的开始,体现出社会统计学研究的应用性特点,标志着社会统计研究向着综合评价方向发展。其后,经过多年的发展研究,在21世纪初的近十年的时间,对《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进行了多次分析探讨,最终在2008年完成了修订完善。
最后,2010年到现在,统计部门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客观地说,统计工作进行到“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层面,似乎已是结构完善,达到了“极值点”,但是在社会统计学发展逐步细化的当下,社会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向统计工作的转化,将会是这一段的主流。
(二)专家学者的努力
首先,在1980年到1983年,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以“引进”为主,以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的评价指标、国外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外流行的社会发展与为主,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构建社会统计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研究。
其次,在1983年到1990年,学术研究也渐渐繁荣,讨论分析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完善,在前一阶段“引入”的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指标体系”中国化的问题,使社会统计学研究沿着系统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再次,在1990年到2010年,学者们的研究在各领域的研究逐步得到积累,有些研究领域的内容极大丰富,出现社会统计学分支领域研究上延伸的现象,甚至开始出现一些社会统计学的新研究领域。
最后,2010年之后的发展,社会统计学研究内容的迅速膨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有领域的研究更新。二是新领域的诞生。三是已有领域向独立学科方向的前进。
(一)繁荣的环境
近年来,社会统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具体表现为下:
首先,国际对社会统计的重视。国际社会对社会统计的关注除了对“社会统计数字”的关注之外,还有某些值得推荐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专门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国际社会推荐的指标体系,不仅开展较早,并且多由国际组织推荐或使用,同时也不断在不同的新主题中得以延续。
其次,中国大众对社会统计的重视。与中国统计能力与整体统计知识普及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社会对社会统计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关注,不过人们关注社会统计的热情非常高涨。
(二)繁荣的根源和表现
社会统计学存在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内在逻辑性,这是社会统计学迸发生命力的源泉。当下,社会统计研究内容迅速膨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领域的更新。二是新领域的诞生。三是已有领域向独立学科方向的蹒跚。
社会统计学早起研究发展的风向标是国家社会统计工作是,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研究相比实际的统计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超前。所以,改善相关统计工作,继续繁荣社会统计学领域的研究,最终使其上一个新台阶是今后应做的努力。
首先,继续深化时间利用的官方统计工作。时间利用不仅可以直观反映调查对象的时间利用情况,也能够反映一国调查对象在时间分配上的规律性,通过相关信息的调查挖掘,也可以反映无酬家务劳动统计范畴的内容,还可以反映调查对象生活的福利状况。
其次,积极进行职业分类更新工作。中国职业分类需要更多地反映劳动者以及生产部门的利益需要,在今后的工作要改变分类的视角,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不过这需要很多专家学者及政府人员的努力。
再次,积极进行贫困统计更新工作。需要考察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贫困脆弱性研究。其次是动态贫困测度,在此时贫困购买力平价研究。还要积极进行社会保障统计更新工作。现阶段虽然存在关于社会保障统计的讨论,但尚未建立起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优化。
通过上文论述,对社会统计研究以及学科的建立等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主要分析了我国社会统计学科的发展历程,这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建立以及学者的学术研究共同的结晶,其次论述了我国社会统计学繁荣的一些表现和原因,最后对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关注的一些方面做了简要分析,希望上文的论述对未来我国的社会统计学的继续发展完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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